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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为什么要为杀人犯做辩护,真的是黑心吗?

时间:2020-04-11

近日,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剧集《没有秘密的你》中,律师张孝阳为涉嫌“杀害”自己好友母亲的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护的剧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律师该不该为坏人甚至是杀人犯做辩护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关心和重视。下面我就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抛砖引玉。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一审判决后嫌疑人选择上诉的,判决不生效,不是罪犯)。

所以律师不是在为杀人犯做辩护,是为杀人嫌疑人辩护。嫌疑人,只是有犯罪的嫌疑(可能性),不是确切无疑地实施了犯罪,当然应该得到辩护,万一他/她(为简化下称他)不是呢。事实上,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诸多冤假错案的存在说明,即使是法院做出了最终判决,“杀人犯”也不一定就是杀人犯,那这个辩护是不是非做不可呢?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同时,第三十五条、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精神病人、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那么,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其任务就是举证指控犯罪嫌疑人,全力以赴地给嫌疑人定罪,越重越好。犯罪嫌疑人呢,毫无疑问就是拼尽全力的为自己辩护,争取轻判乃至无罪。法官则必须综合双方的证据和论辩,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打个比方,嫌疑人和公诉人就像是两支正在激烈比赛的队伍,双方战斗的武器是证据,法官则是裁判,审视双方的证据,作出公正的判决。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是有一个问题——实力不对等。公诉人必定都精通法律,而犯罪嫌疑人的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很多人甚至从未读过法条,如何辩护?所以,懂法律的律师帮助被告人做辩护就是理所应当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法律的通晓程度上的差异,控辩双方在权力地位上也有巨大差距。我们知道,公检法机关本应相互监督、相互牵制,但是毕竟都是国家机构,都是公权力的所有者,很难做到完全的独立。再说了,行使公权力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公权力的威力又很大,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么大的权力,又有可能用错,不加以监督,后果不堪设想。律师作为懂法又不在公权力机关内的一股力量,是非常适合监督公权力的使用的。

其实,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在律师的监督下被办成的。在控方、审方、辩方这三股法庭上的力量之间,毫无疑问辩方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很多律师调取卷宗、调查取证、会见通信的正当权利往往受到阻碍。毕竟对于律师来说,要和国家机构做对抗是非常困难,冒着风险的事情。我们看到,即使有了律师的帮助,依然存在冤假错案,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律师会怎样。

举一个经典案例,被称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的杜培武案。1998年4月22日,昆明发生了一起命案,两名警察被杀死在面包车中,分别是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和民警王晓湘(女)。当时正值昆明园博会筹备期间,死者是副局长,又有手枪被抢危及治安,为了消除恶劣影响,公安机关被要求限时破案。在这种情况下,王晓湘的丈夫民警杜培武成了犯罪嫌疑人,理由是发现妻子出轨而杀人。在经历一系列调查之后,警方认为“不能排除杜培武有犯罪的可能”,于是两次对他刑讯逼供,使其20天不能睡觉,获得了有罪供述的口供。

由于受害人是警察,高层又要求尽快破案,社会舆论也是一片喊杀,杜培武找的律师在开庭前临阵脱逃,著名律师刘胡乐救火上任,发现了一系列的疑点。比如作案的凶器——王俊波的手枪一直未找到;杜培武的有罪供述只是多次供述中的少数几次,更多的是无罪供述,而且每次有罪供述中对作案的时间地点、凶器的丢弃地点等都各不相同;警犬的气味鉴别是在案发后4个多月做得,极有可能是不准确的;杜培武曾在靶场打靶,所以衣服上的火药痕迹不足为奇;最重要的,经过调查,杜培武和妻子王晓湘关系良好,他没有作案动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王晓湘的婚外情!

尽管一审法官没有采纳辩护意见,判处杜培武死刑。但刘胡乐并未放弃,继续上诉,搜集了更多的证据,最终在二审中引起了云南省高院的注意,以辩护人所提意见有值得采纳之处刀下留人,判了死缓,这才换来了八个月后真凶归案后的无罪释放。尽管受到巨大压力,接到“杜培武死定了,你也快进去了”的匿名电话,刘胡乐依然坚持律师准则,坚持职业操守,值得敬佩。

我们举的是无罪的例子,大家也觉得为无罪的人辩护天经地义。(当然有一点要注意,无罪是辩护出来的,无罪的人不辩护就可能被判有罪)但是,律师大部分时候在为真正有罪的人辩护,这一点更难理解。事实上,同样都是有罪,适用什么样的罪名,判轻还是判重,有没有自首、立功情节,有没有可以理解的原委,这些都是律师需要争取的。即使是罪犯,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判决,比如之前掏鸟被判了10年半的案例。即使是杀人犯,也有从十年有期徒刑到死刑的区间,不能杀人都判死刑,具体怎么判律师应该去争取。退一步来说,即使是连环杀人或者在闹市区开车撞死数十人,属于必死无疑的,他们也可能有一些从轻的情节,比如疾病,比如自首,比如取得谅解等等,即使不足以改变判罚,但是也是当事人的正当的权益,理应受到保护。

更进一步的讨论,律师该不该为一个有罪的嫌疑人做无罪辩护?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请了包括华人神探李昌钰在内的豪华辩护团,巧妙地利用种族歧视问题引导舆论,让辛普森停用关节炎病药物使关节肿大而穿不上作为证物的手套,再加上由于检方取证的不规范,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得到的证据是毒树之果等,成功的帮辛普森脱罪。当时,74%的白人认为有罪,77%的黑人认为无罪;而现在,83%的美国人认为辛普森有罪。可以说,律师们帮助一个罪犯逃脱了惩罚。但他们有错吗?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在法律范围内提出无罪或罪轻、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材料和意见,并且对知悉的有关委托人的情况加以保密。(除非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正在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

也就是说,即使嫌疑人告知了律师自己的犯罪事实,律师也应当为他保密,并且作无罪辩护。如果一个律师不经过审判就认为自己的委托人有罪,那还要法官做什么?这就好比一个法官除了审判,还想要替嫌疑人做点辩护,因为觉得他挺可怜的。

“你需要做的,就是对你律师这个身份负责任,对你当事人负责任,除此之外,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我们可能会责骂:有没有良知,有没有道德,黑心律师!但是这就是律师的职责,正如同公诉人拼了老命都要将嫌疑人绳之以法,律师就应该拼了老命为嫌疑人脱罪。双方拼尽全力的博弈,带来的就是更为公平正义的判决。是的,律师为辛普森脱罪了,但是前提是检方犯了诸多严重错误。检方和辩方,就是矛盾的两面,他们互相斗争也互相依存,共同进步。李昌钰博士为辛普森脱罪,但是他也曾不辞辛劳做了超过5000次检验和鉴定破获了康州碎木机杀人案,一面是辩护,一面是检控,为什么?很简单,职责所在,一切以委托人的利益为准,这就是律师。

律师为什么要为杀人犯做辩护?首先,能够防止冤假错案;其次,能让罪犯得到公正的判决;最后,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要让他死得心服口服。正如美国著名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所言:

“我们选择为面临死刑或长期监禁的人辩护,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情这些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或者团伙犯罪……如果一个杀人犯应当被处死,那么就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程序剥夺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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