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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的角度全方位剖析“高管性侵养女案”

时间:2020-04-13

2015年4月份,通过网友介绍,鲍某明与受害人母亲相识,先称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后称希望和受害人母女组建一个家庭2015年4月-10月,取得受害人母女的信任2015年11月,鲍某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受害人到北京上学2015年12月31日,鲍某明第一次实施性侵行为2016年——2019年4月9日,受害人处于半失学状态,期间鲍某明对受害人又实施了多次性侵行为,受害人多次自杀未遂2019年4月8日,受害人自杀被他人救下,随后被送入警局。4月9日,受害人第一次向警局陈述了自己的遭遇,鲍某明未被采取强制措施。4月中下旬,警察通知受害人领取《撤案决定书》,受害人拒绝领取。5月份,受害人再次去派出所求助,《撤案决定书》仍然被交到了她的手上。《撤案决定书》落款日期2019年4月26日。在被撤案后,受害人母女一直奔波于再立案路上,但异常艰辛。2019年6月份警方再无回音。受害人去派出所闹,被告知去找鲍某明。无活意的她跑去质问鲍某明,后两人厮打起来,两人再次被带到了派出所。鲍某明在警方的促使下写了一份保证书。受害人出了派出所后,跳进了黄海,但再次被人救起。2019年10月9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下,受害人的案子第二次立案。2019年10月9日至今,时隔六个月的今天,仍无下文。本文意在探讨“高管性侵养女案”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问题,一些案件事实一一没有列出。对于本案的评论,我将在后续发文。

要判断受害人是否为鲍某明的养女,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判断: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构成法定收养、是否符合事实收养条件构成事实收养

法定条件不满足,不被认定为法定收养。做出该结论是因为这要看鲍某明的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和第九条规定

第六条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第九条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根据第六条的规定和笔者了解到的信息,鲍某明满足收养条件,可以收养子女,可以成为收养人。

但鲍某明生于1972年,2015年11月受害人刚满14岁,可以推断鲍某明与受害人相差29岁,并不满足法律规定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年龄应相差40岁的条件。

鲍某明违反法定收养条件,事实收养就算成立也无效事实收养是指没有收养协议或未经法定手续而进行收养的行为。但应注意的是,事实收养应建立在法定收养条件之上。

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法定收养条件,就算没有走法定流程,也可能被认定为事实收养;而没有满足法定收养条件,事实收养无从说起。

1、当事人之间须以父母子女相待。指当事人之间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履行了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且收养文书、户口簿以及人事档案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2、须有共同生活多年的事实,共同生活多年是确认事实收养存在的一个客观标志。这里的“多年”一般应在3年以上。3、须有群众和亲友公认。群众和亲友对当事人之间关系是否持一致看法,对确定事实收养关系存在与否具有很重要的证据作用。

综上,鲍某明因违反了法定收养条件,事实收养更不能成立,与受害人的收养关系在法律上不予认可。

收养关系不成立不影响定罪量刑虽然鲍某明与受害人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但鲍某明的行为仍然会受到重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1)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

本案中,虽然鲍某明与受害人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也就是说鲍某明不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指责的人员”,但鲍某明属于“与未成年人又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

基于此,鲍某明行“收养”之便,对受害人实施性侵的行为应当从严惩处。这属于法律上加重处罚的情节(鲍某明加重处罚的情节还有很多,后续会讨论)

鲍某明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通过收养的手段侵害未成年人,给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其本人还是学法律的人,并且有一定的能力。其知法犯法的行为若不收到重惩,恐难平民愤。尤其是其性侵行为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性侵满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相比较于性侵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律量刑上有很大的区别。鲍某明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而选择了满了14周岁以上的受害人,其心思之恶毒,令人发指。

对于鲍某明性侵行为在法律上会如何定性,相关机关是否存在不作为等将会后续发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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