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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两人因房屋征收起诉县政府,判了!

时间:2020-06-08

2020年06月04日,大南部网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南部县两市民不服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南部自规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将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南部县人民政府告上法庭,对簿公堂。

原告周黎明、周萍不服被告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南部自规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20年2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3〕3号)、《关于同意调整南充市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法院的批复》(法〔2017〕282号)和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行政案件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黎明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心升,被告南部自规局委托代理人杨斌、孙席文,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贵、汪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黎明、周萍诉称,原告系南部县河东镇北登观村1组村民,拥有合法的宅基地面积381.92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63.84平方米。2009年8月,原告周黎明从广东打工回来,发现其房屋及地上附着物全部被损毁灭失。原告后来在村民处得知是被告南部自规局联合河东镇人民政府及村委会干部等数十人于2008年4月的某夜偷偷拆毁的。

后原告周黎明因另案被判刑6年,2014年5月,原告周黎明刑满释放。2014年8月,村干部交给原告一份《拆迁安置协议书》,原告因未委托任何人与政府签订该协议,故多次要求二被告及河东镇人民政府解决问题,均无果。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0月20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3行终18号行政判决,责令南部自规局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

经多次协商,原告与南部自规局未能就安置补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8月14日,南部自规局作出南自规安补〔2019〕01号《关于河东镇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决定》(以下简称“01号补偿决定”)。原告认为该“01号补偿决定”严重违法、错误,依法应予撤销,遂向南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30日,原告收到南部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的南府复决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南部自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

原告认为,南部自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严重违法、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而南部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未予以纠正。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南部自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撤销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南充市人民政府完成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拟证明南部自规局依据的《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南府发〔2008〕4号)已被废止;

3、北登观村三组周黎明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调查计算表,拟证明调查计算表上过渡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4元,而实际作出的过渡费是每月每平方米1元,明显降低了过渡费的标准;

被告南部自规局辩称,2007年11月24日、2008年5月7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两次批准,同意将河东镇北登观村1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作为南部县2007年第二批、2008年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2008年3月19日,南部县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办公室与南部县河东镇北登观村1组签订了征用土地安置协议,将该组296.88亩土地征收为建设用地。申请人周黎明享有该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面积为381.92平方米。2008年4月14日,河东科技工业区拆迁办在河东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村社干部、群众代表参与下,对被拆迁人周黎明户位于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了入户调查登记。因申请人周黎明当时外出不在家,无法联系其本人,拆迁组在村社干部及群众的见证下对周黎明户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登记,情况如下:周黎明户房屋属于土木结构,建筑面积为218.4平方米(含错误登记在周黎明侄女周红名下的165.2平方米),另有已垮塌多年的3间房屋地基;附属设施有(含错误登记在周红名下的)水缸2口,洗衣机1台等。2008年4月14日,拆迁组与赵怀碧就周黎明的房屋拆迁补偿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

2015年1月9日,周黎明对拆迁安置补偿不服,向南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南部县人民法院一审、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责令南部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周黎明进行安置补偿”。我局收到判决后,组织工作组人员对周黎明村社群众进行了走访、再次核实了相关依据,纠正了此前一些错误认定,并积极与周黎明进行协商,因双方分歧较大,协商未果。后我局根据入户登记表所确定的事实,结合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依法对周黎明户作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决定,该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5、2007年10月6日,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征收河东镇北登观村一社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9、《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南部县2008年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08〕41号);

11、2008年3月18日,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征收河东镇北登观村一社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16、南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南府发〔2008〕4号);

17、《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村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南府拆办(2002)58号〕;

18、《南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发〔2011〕140号);

拟证明原告所在社集体土地已依法被征收,县政府及征收主管部门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征收及实施具有合法性。

拟证明南部自规局在实施土地征收过程中,依据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收集的原告家庭成员人口数、房屋面积、林木等信息,作出补偿决定,并予以送达,补偿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辩称,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原行政行为及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在法定期限内在被告南部自规局提交证据之外,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南部自规局提交的第“1、33”号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第“2、3、8、9、10”号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第“4、7、13、16、17、18”号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第“5、6、11、12、14、15、28、29、30”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第“19、20、21”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22、23、24、25、26、27”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已被依法撤销,且所记载面积、物品与事实不符;第“31、32”号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0”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在被告南部自规局提交证据之外提交的其余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南部自规局对原告提交的第“2”号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对第“8”号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8”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南部自规局和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8”号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以及二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四川省人民政府分别于2007年11月24日作出川府土〔2007〕148号、于2008年5月7日作出川府土〔2008〕41号,同意将包括北登观村1组在内的集体农用地征收为国家所有,分别作为南部县2007年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南部县2008年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2008年2月26日,南部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土地的公告》,对南部县河东镇北登观村1、2、3组全征及部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作为南部县工业建设及安置小区建设项目用地。2008年3月18日,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关于征收南部县北登观村一社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标准,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标准,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农转非安置人数及安置办法予以公告等。

2007年10月11日,征地单位(甲方)南部县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办公室与被征地单位(乙方)北登观村1社签订《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征用乙方的部分土地面积102.28亩等。2008年3月19日,南部县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办公室(甲方)与北登观村1社(乙方)签订《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征用乙方的部分土地面积296.88亩等。

在征收实施过程中,2008年4月9日,拆迁工作人员在村社干部及群众代表参与下,对原告周黎明户进行入户调查,登记周黎明户房屋属土木结构,面积为53.2平方米,附属设施有:院坝26.5平方米、地平24平方米、水缸1个、粪池1口。同日,拆迁工作人员在村社干部及群众代表参与下,对周红户进行入户调查,登记周红户房屋属土木结构,面积为165.2平方米,附属设施有:院坝26.5平方米、地平94平方米、水缸1个、洗衣台1个、粪池1口、猪圈2台、闭路1套、灶台1个、烟囱5米、竹楼30平方米。在对该两户房屋入户调查时,制作有房屋占地示意图。

2008年4月14日,南部县土地开发整治中心受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作为拆迁方(甲方),与以周黎明的名义作为被拆迁方(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认定周黎明被拆迁房屋面积为53.2平方米,并按照当时南部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安置补偿方案,给周黎明无偿划拨用于异地重建的国有土地。周黎明当时不在家,该协议由其邻居赵怀碧代签。同日,南部县土地开发整治中心受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作为拆迁方(甲方),与周红作为被拆迁方(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认定周红被拆迁房屋面积为165.2平方米,该协议也由赵怀碧代签。协议签订后,周黎明的房屋被拆除。2009年8月,周黎明从攀枝花回家后发现房屋被拆除。之后,周黎明因触犯刑律,被判刑。2014年5月,周黎明刑满释放,回到南部县后,自称其身患疾病、经济困难,先后向河东镇人民政府领取部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

其间,周黎明之姐姐周琼秀、周琼英、周利芳于2009年11月21日与河东科技工业区领导签署一份《关于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垮房基础、堡坎等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该意见载明以下内容:在对周黎明房屋入户丈量时,因其部分房屋已垮塌(三间半、面积约120平方米),房后堡坎和地基条石被掩埋,故未对该部分予以赔偿。当时,周黎明本人不在家,代理签字的人赵怀碧也未作出说明和提出赔偿要求。2009年9月至11月,周黎明和他的姐姐周琼秀、周琼英、周利芳回家反映此事,经河东科技工业区工作人员调查北登观村村干部和群众,周黎明反映情况属实。经请示河东镇党委、政府领导同意,决定对周黎明的垮房地基条石、堡坎共计120立方米,折款12000元,一次性作货币赔偿。

因周黎明不认可赵怀碧代签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又不能与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意见,遂向南部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2月25日,南部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321行初43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南部县土地整治中心于2008年4月14日作出的关于原告周黎明坐落在南部县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违法;二、周黎明的房屋已被拆迁,并责令南部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周黎明进行安置补偿;三、驳回原告周黎明其他诉讼请求。”周黎明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0月20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3行终18号行政判决:“一、维持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7)川1321行初43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周黎明的房屋已被拆迁,责令南部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周黎明进行安置补偿;二、撤销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7)川1321行初43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南部县土地整治中心于2008年4月14日作出的关于原告周黎明坐落在南部县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违法;三、改判为撤销被上诉人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南部县土地整治中心于2008年4月14日作出的关于原告周黎明坐落在南部县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四、驳回上诉人周黎明其他诉讼请求。”

终审判决后,被告南部自规局与原告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进行多次协商,因双方分歧较大,未果。2019年8月14日,被告南部自规局调查后认定以下事实:2008年4月拆迁时被拆迁人周黎明户的房屋属土木结构,建筑面积为218.4平方米(包括原补偿登记在周红名下的165.2平方米),另有已垮塌多年的3间房屋地基;附属设施有(包括原补偿登记在周红名下的)水缸2口、洗衣台1个、院坝53平方米、粪池2个、猪圈2台、闭路1套、灶台1个、烟囱5米、竹楼30平方米、地平118平方米。之后,被告南部自规局根据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3行终18号行政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并根据南部县人民政府拆迁安置办公室、南部县房地产管理局、南部县物价局《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村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南府拆办(2002)58号〕、南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南府发〔2008〕4号)以及南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发〔2011〕140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拆迁时被拆迁人房屋及附属设施实际情况,作出“01号补偿决定”,决定:“一、被拆迁人周黎明户位于的房屋拆迁补偿建筑面积为218.4平方米(包括原补偿登记在周红名下的165.2平方米),属土木结构,依据南部县人民政府(南府发〔2008〕4号)《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文件规定,其房屋价值补偿为18280元,附属设施补偿金额为6000元,已垮塌房屋地基、堡坎等设施金额为12000元,搬家费600元。以上四项合计36880元。二、在,对被拆迁人周黎明户划定宅基地两间(属一间户型,位置序号为8、9号)用于自建房。三、对被拆迁人周黎明户的过渡费补助按照下列标准分段计算:①2008年4月14日至2011年9月24日,按照南府拆办(2002)58号文件规定,每月每平方米补助1.00元,即:218.4平方米42个月1.0元/平方米=9172.80元;②2011年9月25日至2013年3月24日,按照南府办发〔2011〕140号文件规定,每月每平方米补助2.00元,即:218.4平方米18个月2.0元/平方米=7862.40元;③2013年3月25日至2019年7月25日,按照南府办发〔2011〕140号文件规定,过渡期超过18个月的每月每平方米补助4.00元,即:218.4平方米76个月4.0元/平方米=66393.6元。以上三项合计83428.80元。”该决定一并告知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和途径。原告不服该决定,向南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25日,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南部自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周黎明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记载的用地面积为381.92平方米和房屋建设于70年代至今无改扩建现象等内容。

被告南部自规局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01号补偿决定”时,被征收的周黎明户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01号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是否清楚?二、“01号补偿决定”适用的补偿标准是否明显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01号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是否清楚。虽然原告周黎明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记载的用地面积为381.92平方米,但根据该证载明房屋建设于70年代至今无改扩建现象,结合原告周黎明三个姐姐签署的《关于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垮房基础、堡坎等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所记载部分房屋已垮塌的事实分析,在对原告户房屋入户调查时,原告户部分房屋存在年代久远、已垮塌的事实。另根据被告提供的入户调查登记表来看,在入户调查时,虽无原告户人员在场,但有拆迁工作人员、村社干部及个别群众参与,应当认定当时所测量的房屋面积以及登记的附属设施的数量具有客观真实性。故被告南部自规局在“01号补偿决定”中,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清楚。原告周黎明主张其房屋的实际面积为713.84平方米及林木238棵、竹子35窝,因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周黎明主张自留地、承包土地面积等问题,因不属于本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争议焦点二,“01号补偿决定”适用的补偿标准是否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被告南部自规局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01号补偿决定”时,原告周黎明户被征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且造成原告周黎明户被征收房屋未得到及时补偿的原因不在于原告。同时,众所周知目前房产市价较原告周黎明户房屋被征收拆迁时的房价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被告自规局仍根据南府拆办(2002)58号、南府发〔2008〕4号和南府办发〔2011〕140号等文件确定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难以保障原告户的基本居住条件。这也与《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关于“认真做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确保被征地拆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和“房屋拆迁要按照建筑重置成本补偿,宅基地征收按当地规定的征地标准补偿,被征地拆迁农户所得拆迁补偿以及政府补贴,能够保障其选购合理居住水平的房屋”的通知精神相悖,存在明显不当。原告请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本院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被告南部自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清楚,但适用的补偿标准存在明显不当,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被告自规局应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文件精神,重新作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决定。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但结果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于河东镇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决定》(南自规安补〔2019〕01号);

三、限被告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周黎明户被拆迁房屋重新作出安置补偿决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在行政诉讼中依照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参照行政规章,为解决当事人之间具体的行政争波,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

行政裁判文书对于严肃执法,增强人民群众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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